11朱熹修身工夫论的身心关系（1 / 2）

朱熹修身工夫论的身心关系

在原始儒学那里，“行”、“实践”的工夫是以身、心的一体与互动为思想基础的，这是由于实践工夫的目标就是为了培育、转化人的身心。www.Pinwenba.com要能深入解析朱熹的实践工夫论，必须首先追溯早期儒学对身心问题的主要看法及对朱熹的影响。

儒学创始人孔子较少谈及身、心的关系问题。参阅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的原型.见李明辉主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湾中史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1995：218.）但是，孔子在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中，提出“为仁由己”，并进一步指出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主张，其实已经涉及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问题。“为仁由己”体现精神的能动性，是“心”的作用；视听言动是身体活动的过程，是“身”的表现。我们可以推测孔子的主张，“心”与“身”之间是互动的，心的活动可以决定、制约身的行动，身的行动也可以影响心的发挥。但是对于实践工夫而言，应该着重从哪一方入手，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儒家学派内部出现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孟子一派更强调“心”的作用，主张从“尽心”等精神修炼入手。孟子曾提出“践形”的实践工夫，认为“唯圣人然后能践其形”。他所描述的“践形”状况是这样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可以发现，在践形过程中，“心”始终居于主宰的地位，身体完全是仁义礼智之心的表达、呈现，而只有“心”才能够主宰支配“践形”的全过程，修身工夫就应以精神修炼为主导。故而孟子将“心”称为“大体”，而将形体之身称为“小体”，并认为“大体”可以主宰“小体”。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为了强调“心”为“大体”，孟子甚至将“心”提高到了与“天”并举的重要地位。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那么，在“践形”的修身工夫活动中，孟子主张学者的修身重点是尽心、知心、养气等精神修炼方面的工夫，因为“心”是主宰、是决定“身”的。

但是，荀子一派则主张从制约人的身体动作的“礼”入手，相信与“身”相关的外在礼仪工夫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荀子也十分重视养心的工夫，相信“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但是无论是从修身工夫的“行程”之全过程来看，还是从修身工夫的目的来看，荀子均强调礼仪修炼的外在工夫，更倡导一种由外而内的修身过程。荀子相信人首先是一种生理的形体存在，人的本性是恶的，礼仪则是约束人的内在自然本性、外在身体行为，并且使人修炼成为圣人君子的根本途径。他提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篇.）自然的躯体必须在礼仪的训练、教化下，才能够成为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所以，在修身工夫论中，他主张“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篇.）他认为“正身”的礼是工夫论的首要、关键的“行程”。他又说：

“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篇.）

荀子认为，那种属于精神修炼的治气、养心之术，必须首先通过外在的礼仪训练，即由身的工夫而影响心的工夫。

朱熹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复兴者，在实践工夫论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态度。他所理解、诠释的《四书》，就是一种包含身、心两方面的工夫论体系。一方面，他主张由外而内的工夫，强调身体的培养、礼仪的训练，认为这是修身工夫的首要“行程”与成就圣贤的根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由内而外的工夫，强调精神修炼的重要性，将立志、涵养、居敬等一系列涉及心的工夫，作为实践工夫的关键。我们将分别讨论朱熹有关上述思想的两个方面，它们是朱熹“第一义”工夫的两个重要侧面。

首先分析朱熹所说的由外而内的修身工夫，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以“小学”工夫补充“大学”工夫的主张之中。

作为《四书》学工夫论“规模”、“纲领”的《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论“行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夫论“行程”是以“格物致知”为工夫论行程之首，而且朱熹对“格物致知”作了具有“理性主义知识论”特色的阐发，他因此还受到明代王阳明、当代牟宗三等儒者的批评指责，认为他背离了儒家成德之教的传统。那么，如何解释朱熹作为宋代新儒学大师对原始儒学以涵养德性为根本的为学宗旨？如何理解朱熹那样执着地坚持只有日用实践才是“第一义”的工夫？

确实，朱熹在学术道路上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知识论的喜好和倾向，他的格物致知论亦成为这种“主智论”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朱熹始终是一个以成德之教、修身工夫为根本宗旨的儒者，其实他一直坚持以“格物致知”为标志的知的工夫始终要归之于“第一义”的行的工夫。这一点，在朱熹建构的《四书》学等体系必须将《小学》工夫论纳入，就表现得十分鲜明。

朱熹以毕生精力建构《四书》学体系，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四书》学体系在工夫论方面对“小学”工夫论述得不够。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没有‘小学’，不仅使他的四书学在体系上还不完整，而且也同他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学问大旨抵触。”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761.所以，朱熹希望用“小学”来弥补他四书学中的这一漏洞。“他在淳熙十四年序定成《小学》一书，标志着小学也被纳入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中。”（朱子大传：762.）我们认为，从《四书》学工夫论体系的建构来说，朱熹确是将小学工夫纳入到《四书》学体系之中。这一点，在两年后朱熹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最终完成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就可反映出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以“小学”工夫作为“大学”之“行程”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一个有志于儒家圣学的学者，在做“格物致知”等知的工夫之前，就必须经过“小学”的行的工夫的冶炼。他提出：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

朱熹强调“小学”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等行的工夫是格物穷理等知的工夫的基础，只有在经过“小学”工夫的成功培养之后，方可进入到“大学”阶段的格物穷理工夫。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而此篇（指《大学》）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一旦朱熹将“小学”中行的工夫纳入到“大学”工夫的“规模”、“行程”中去以后，他所建构的工夫论体系就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成德之教的特色，也就体现出朱熹为何总是强调实践工夫是“第一义”工夫的真正原因，正如下图所示：

洒扫、应对、进退格物致知修齐治平

（行的工夫）

（知的工夫）

（行的工夫）

在这个完整的《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中，完全看不出牟宗三等认为的这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知识论体系。相反，我们发现，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方法，原来被纳入到一个成德之教的工夫论体系中，它鲜明地体现出“行”的工夫是“第一义”的工夫这一重要思想。格物致知工夫所获得各种知识道理，原来均是来自于行的工夫之中，“大学”所完成的穷理致知工夫，实来源于“小学”的事亲从兄的日用实践，“小学”的实践工夫是“大学”穷理工夫的基础和本原。朱熹反复强调“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子语类，卷七.）

“大学”阶段通过“格物”、“致知”工夫所发明的知识道理，原来均与“小学”阶段的实践工夫中所做的“事”有关，是从“事”中“发明”出来的。这样，“小学”工夫就成为“大学”工夫的基础，即所谓“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朱熹总是反复强调只有实践工夫具有本原意义，是“第一义”的根本原因。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荀子推崇的由外在礼仪到内在心灵的修身之术。

实践工夫包括“身”的仪则与“心”的涵养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朱熹实践工夫的另一面，即如何通过“心”的涵养而实现对“身”的调控，完成由内而及外的修身过程。

心的涵养相对于身的仪则来说，是一种精神修养的工夫；但是，相对于致知穷理的工夫而言，它又是一种实践工夫。因致知穷理的目标是知识，而心的涵养的目标则是德行，德行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朱熹在讨论致知与涵养的关系时，往往又将它们归结为知与行的关系。譬如他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作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游诚之.）这里所谓的涵养工夫，也是行的工夫，总而言之，就是通过精神涵养，从而影响、制约学者的德行。在朱熹的《四书》学中，有关涵养的种种修身工夫，包括正心、诚意、尊德性、居敬、操存、内省等等，均被看作是行的工夫，因为这些工夫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

在朱熹提出的涵养工夫中，“居敬”或“主敬”应该是最重要的。朱子门人在表述朱熹的工夫论时，均无一例外地将其列为最重要的修身工夫。如李果斋在《朱子年谱序》中说：“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黄勉斋则言：“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至于朱熹本人，曾在各种场所反复强调敬的工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