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2 / 2）

2 汉宋调和，古今兼采

汉学发展到晚清，已呈现出融通汉宋、兼采古今的多途取向。湖湘理学传统悠远久长，即便在汉学昌盛的乾嘉时期，宋儒之学在湖湘仍大行其道，正如杨树达所言：“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乾嘉之际，汉学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转引自杨树达.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0.）汉学之风虽在道光以后延入湖湘并不断兴盛，但宋儒之学的影响绝没有就此消失。王先谦作为晚清湖南的学术大师，虽然以治汉学为主，宋明之学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并不排斥宋学，对学术分汉宋之名不以为然。他认为“道咸以降，（汉、宋）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7.）他坚持“仆于学问，惟务躬行，不欲以口舌相争”，（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5.）对汉宋之争、门户之见并不在意。他治汉学，对宋明理学是兼容并包的，并且认为做学问没有必要被汉学与宋学的名份所累。他对阎季蓉阎季蓉为当时湖南沅、澧间一学人，曾致信王先谦，里面有诋毁汉学的言论，谓“国朝雍康以前，士习端谨，至今遍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于汉学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诱，士始奔走于津要，而荡焉无复廉耻”。王于是复阎季蓉书以表明自己的观点。（见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5—297.）说：“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此名之为学术累也。”（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接着，他又指出汉宋二家各有流弊，“然谓二家之学无流弊，则非也。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

王先谦虽长于考据疏证之汉学，然其《虚受堂文集》之序跋，多为阐述义理之作，可见宋学对王先谦的影响亦不小。王先谦的学生吴庆坻在老师的墓志铭中称：“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涂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王葵园先生墓志铭〈吴庆坻作〉碑传第四本，卷七，24.）在吴庆坻眼中，王先谦的学术风格就是汉宋兼容，笃力经史。王先谦笃力汉学，但并不将眼光局限于汉学，而是以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对待宋学，表现出一种大学问家的大度。他认为：“经学之分义理、考据，犹文之有骈散体也。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然自两体既分，各有其独胜之处。”（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并认为义理、考据学者，各有其独到之处。

王先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治经崇尚古文经学。但是，在晚清逐渐兴起的今文经学同样为他所关注。他认为今古文之争并无意义，主张择善而从，各取其长。他所编的《诗三家义集疏》，辑西汉齐、鲁、韩三家诗说，分别列于全经之中，对三家诂训，主要根据陈乔枞、魏源之说，兼采清儒有关毛、郑之笺疏，穿插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以疏通文义，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比较可考。

同样，王先谦对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通论》、《今文尚书疏证》大为赞赏。据李肖聃记载：“……与《今文尚书考证》同为不刊之书。兴学令下，大吏聘先生（皮锡瑞）主讲学堂，于是为《经学历史》以授岳麓诸生。其书明群籍之大义，述今兴之家法，足裨始学。又虑所言微略，复造《五经通论》以鬯厥者。长沙王葵园先生读而叹服，遗书门人苏舆，谓令人愧汗无地。”（李肖聃.湘学略·鹿门学略第二十一.岳麓书社，1985：212.）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还采录皮氏之子皮嘉佑的今文学说十条。他的《尚书孔传参正》也吸收了魏源、皮锡瑞等今文家的观点。王先谦续辑清代二百零九种解经著作，编成《续皇清经解》，其中不仅对古文经学著作大量收录，而且对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龚自珍、陈乔枞、陈立、魏源等解经之三十三种著作亦加以收录。（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船山学报，1988（1）.）

综上观之，王先谦不但能调和汉宋，对今古文经学也是兼收并包的。乾嘉汉学发展到王先谦这里，被继承的更多的是乾嘉汉学家们精于考证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问学之道，更被赋予了较从前更加广阔和丰富的内涵。

三、 借由书院，积极传播汉学

王先谦的汉学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综观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王先谦于汉学的贡献更鲜明、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汉学的传播上。王氏一直致力于对经史著作的搜集、整理、笺注和校刻，以及对汉学人才的培养、提携。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王先谦一生的汉学传播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从中年督学江浙经营南菁书院到晚年开缺返湘历主思贤、城南、岳麓诸书院，书院在王先谦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由此，我们可以说，王先谦借由书院，极大地传播并发展了晚清汉学。

1 督教书院、设局刊经、昌明汉学——王先谦之与南菁书院

王先谦汇刊的《续皇清经解》是他治汉学的代表作。更确切地说是他传播汉学的代表成就。当时王先谦正督学江南，作为一个汉学家，他对当时的专重经史训诂的汉学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是十分重视的。江阴南菁书院是由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十年创建的，仿诂经精舍，专讲经学、古学。经学附以性理，古学附以天文、算学、舆地、史论。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先后在此主讲。（参见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06.）王先谦不但广延通儒主讲南菁书院，还“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励，成就人才甚多”。（清史·儒林传.）江阴经师缪荃孙在王先谦七十寿辰时撰文称：王先谦“江阴三年，使车再周，文学之士，选拔殆尽。南菁书院初创，先生为集巨款、增学额，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礼学馆所共推，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皆南菁之门人。呜呼，盛矣”（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00.）由此可见王先谦对南菁书院的贡献之大。王先谦始终认为：“为学之方，穷经为首。”为了方便后学者更好地读经、研经，他以阮元为榜样，沿其体例，继续搜集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并且带头捐银千两，奏请朝廷在南菁书院专设书局，整理、汇编经学著作并组织把它们刻印出来。下面是王先谦向朝廷奏请设局刊书的夹片，片云：“再，毓才之道，劝学为先，为学之方，穷经为首。国朝经学昌明，鸿生巨儒，时时间作。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采辑诸家言，刊为《皇清经解》一书，深有裨于学者。迄今又数十年，海内经生纂述相仍，流风未沫。兵燹之后，遗文秘帙，所在散见。及今网罗裒集，刊布流传，彰国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之望，亦学臣职也。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区区愚忱，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似于表章经术、启迪学人，不无裨益。”（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32.）王先谦不遗余力，宏扬经术之心跃然纸上。如果说王先谦搜采说经解经之书，汇编《皇清经解续编》是整理、继承汉学，那么他奏请朝廷并捐资首倡在南菁书院设局汇刊《皇清经解续编》，则是为了传播汉学、表章经术、启迪后学。

刊刻完《皇清经解续编》后，王先谦又组织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共八集其中大部分是书院中一些高材生的经笺、史注。王先谦认为崇尚经学、传播经义是他作为学官的职责。他在《南菁书院丛书》序中写道：“前明空疏浅陋之风，庶乎涤荡尽矣。中兴而后，斯道益章。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当此之时，苟有资于问学之书，亟取而公诸天下，传之久远，宏益儒者之见闻，仰赞圣朝之文治。岂非士大夫维持世教者之责与？”（虚受堂书札·南菁书院丛书序.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0—71.）在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下，王先谦在中晚年的四十几载中，先后在江苏、湖南主办过南菁书局、思贤书局和虚受堂家刻坊，除刊刻上述一些书籍外，还负责编刻了《合校水经注》40卷、《盐铁论前后编》10卷、《诗义标准》114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17卷、郭嵩焘《养知书屋集》55卷，以及大量其他的著作，为传播经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 掌教书院、笺经注史、培育汉学人才——王先谦之与湖南诸书院

王先谦开缺返湘后，历主思贤讲舍和城南、岳麓诸书院。其中，光绪十六至十七年（1890—1891）主讲思贤讲舍；光绪十八至十九年主讲城南书院；光绪二十至二十九年掌教岳麓书院。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王先谦在湖南的书院执教达十四年之久，期间，成就了大量汉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研治汉学的人才，为湖南的汉学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先谦的大部分汉学著作均成就于他掌教书院之时。光绪十七至十八年，五十岁的王先谦先后主讲湖南的思贤讲舍和城南书院。教学之余，他校订《荀子》，认为：“国朝儒学昌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道，定论昭然，学咸知崇尚。”然“顾其书仅有杨倞注，未为尽善。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去取亦时有疏舛，宿儒大师，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辄旁采诸家之说，为《荀子集解》一书。”（虚受堂文集·荀子集解续.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9.）同年，王先谦还利用教学余暇校刊了《世说新语》、《盐铁论》等书。光绪十八年，王氏主讲城南书院时，校刻了《养知书屋遗集》、《合校水经注》等书。此外，王先谦的重要汉学著作《释名疏证补》（成书于光绪二十一年）、《汉书补注》（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尚书孔传参正》（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骈文类纂》（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等书均在他掌教岳麓书院时完成。

王氏门生王啸苏在《岳麓书院一千年》手稿中指出：“（王先谦）广刊要籍，启迪群流。至主讲岳麓时，仍本斯旨，因而诸生之俊异者受其熏陶，从事考据。凡所成就，多宿学而务躬行。”当时门生中较突出者有陈毅、苏舆、郭焯莹、孙文昱、刘宗向、谭戒甫、颜昌峣、王啸苏、郭立三、黄俊等人。湘阴郭立山所著的《三礼札记》，湘潭孙文昱所著的《小学初告》、《声韵表》、《历数学》，善化黄逢元所著的《补晋书艺文志》，湘乡颜昌峣所著的《管子校注》，长沙黄兆枚所著的《芥沧馆诗文集》等，均为王先谦在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掌教时培养的学生所取得的成果。（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162.）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被王先谦称为“可传书也”。（虚受堂文集·春秋繁露义证.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23.）此外，还有陈毅所著的《墨子注疏》、《荀子集补解》，郭焯莹所著的《读骚大例》，均有裨于汉学。

王先谦传播汉学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对湖南地区晚清汉学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正如李肖聃所评价的：“后生见闻，迈逾前古，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实由先生最为老师。又都书局，思贤所刻，津逮贫生，讲舍高才，今为老宿，传其旧业，迥异时流。郭复初以三礼成家，孙季虞用六书名业，师承所自，都出王门。此有功于楚之经学也。”“湖湘开辟，玄黄判剖，堂堂文宗，肇此祭酒。玉池此赞，言大非夸，猗若我公，撰述成家。上笺群经，下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长沙大师，并称二王。”（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第二十.岳麓书社，1985：207.）如此评价王先谦，实在不算为过。

（与黄梓根合著，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