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1 / 2）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是清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他治学勤勉，广涉经、史、子、集，著述宏富，于经史考据贡献尤大，是晚清学术界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葵园学案.继阮元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于是“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640.王先谦利用书院汇刻经作、讲授汉学，为传播汉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肖聃称其“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这对王先谦的学术特色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

一、 王先谦汉学风格形成的背景

从总体上讲，王先谦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明显的汉学风格，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学派，拘泥于纯粹的考据之学。王先谦汉学在方法上继承了乾嘉汉学家们皓首穷经、精于考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内容上却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能兼采汉宋之学、融通今古而力求经世致用。这与王先谦所处时代、地域的学术背景以及其治学、为官的经历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季清湖湘间晚来的汉学之风对王先谦学术特色呈汉学倾向有较大的影响。王先谦所处的时代是满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道咸、同光时期。此时，就全国而言，在乾嘉时期曾“灿然如日中天”的汉学已日益走向衰落。而当时湖南一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乾嘉时期的汉学盛风在道光以后才大行于湖湘之间。一时间，“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

乾嘉汉学家们朴实求真的治学风格对王先谦的治学路向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作为湖湘后学，王先谦的学术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湖湘学风的影响。湖湘学人素尊程朱理学，重经世致用，能兼容众家。王先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统。再加之，在王先谦的时代，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使士大夫们开始怀疑传统汉学的济世功用。此时，“乾嘉汉学的学术倾向导致了儒家士大夫们的人心世道之忧”。（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7.）所以，王先谦的汉学风格又不完全同于以往汉学家，呈现出兼采汉宋、古今同途、经世致用的特点。

其次，王先谦深厚的家学渊源对其学术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作用。王先谦的父亲王锡光饱读诗书，在家开馆授徒，撰有《诗义标准》60卷。瞿鸿禨称王锡光为“宿儒”，称王氏兄弟会庭、敬吾、礼吾等人“皆绩学有声庠序”。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90.）王先谦四岁开始进入家塾，从其大兄王会庭学，直至十岁。两年后大兄会庭病逝，改从次兄敬吾学。王先谦后来的经学著作《三诗义集疏》，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其父。他自己也说：“府君所为古诗、试帖诗及诗文律赋，存者无多，陆续刊入家集及近人所选刻诸集，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作，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祥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685.）

著名文献学大师张舜微评价说：“抑先谦之学，家有根底，其精力所注，虽多为纂辑之业，然于学术源流，经说中矢，辨析至明。”（转引自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

再次，王先谦汉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中年督学汉学发源地江浙一带的经历有关。清代汉学肇源江苏，以苏州惠栋吴派为开山。“汉学”之谓始自惠栋再传弟子江藩。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华书局，1983：137.）其后，江苏仪征阮元先后在浙江、广东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专勉经古实学，传播汉学，开清代汉学书院之风气。故江浙之间，自乾嘉以来，经师辈出，汉学之风大盛，并衍及光宣时期。王先谦督学江苏长达三年，后又赴浙江任乡试副主考，江浙汉学之风无疑会对他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 王先谦的汉学成就及其特点

王先谦一生基本上就是读书、做官、讲学、刻书、著书。他无论是在任学官还是主讲书院时都以“提倡经学为己任”。转引自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上笺群经，下证国史，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在治经方面，他继阮元编《皇清经解》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1430卷，编刻了《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他还著有《尚书孔传参正》36卷、《诗三家义集疏》28卷，并撰写了《释名疏证补》，此书足以取代毕沅的《释名疏证》。（参见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156—163.）在考史方面，他循乾嘉旧轨，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名作，有《汉书补注》100卷、《后汉书集解》120卷（这两部书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本）、《新旧唐书·合注》225卷、《元史拾补》10卷、《史记旁证》若干卷、《新修晋书》（未完稿）以及《日本源流考》22卷、《外国通鉴》33卷、《五洲地理志略》36卷，并汇编刊刻了《东华录》200卷、《东华续录》419卷。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船山学报，1988（1）.其中《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日本源流考》和另一著作《荀子集解》被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萱进呈朝廷，王先谦因此被赏内阁学士衔。

如前所述，在王先谦的时代，由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思想学术界萌经世致用思潮很盛。近百年以来的汉学训诂已由盛而衰，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烦琐考证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汉学研究也逐渐偏离了乾嘉时期原有的学术传承轨道。有学者注意到，“此时的经学研究呈现多途取向，由纯粹的经典考证，逐渐转向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从而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由汉学家内部发起的汉学更新运动”。（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4）.）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王先谦，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事实上，他的汉学风格也无不体现着这些变化与趋向，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求新务实，注重经世致用

跟许多汉学家一样，王先谦反对空疏，注重实事求是。他对当时许多学人务虚图名的做法是看不惯的，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薄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62—863.）王先谦自己治学则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好作偏激之论，不自以为是，不故作高深。如他在校《水经注》时提出：“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虚受堂文集·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21.）

由于王先谦倡导务实，故而主张求新变革，重经世致用之学。他已经不像乾嘉汉学家那样为治经而治经了。他看到了传统汉学的流弊。道光以来的内忧外患已经让王先谦意识到传统汉学对一字一句、一名一物的考证，其实是与空谈心性的理学一样，步入的是另外一种空疏。他也意识到，传统的考据之学是不可能解除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于是，他主张求新，注重经世致用。他指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61.）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因时进行变革，建议开矿兴商，创办近代企业，扶植、鼓励民间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并创设了湖南第一个近代制造公司。维新运动初起之时，他呼吁要“百度维新，力图自强”。掌教岳麓书院时，亲自撰文抨击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认为“学堂科目，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亟宜通者也”。（虚受堂文集·学堂论下.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4.）王先谦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建，写手谕明令岳麓书院学生订阅《时务报》，并致函湘抚俞廉三，亟论振兴工业、振兴学校、兴办工艺学堂之重要。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王先谦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界限，主张学习西方，并将科学纳入经学的范畴，将自己的治学范围从经史考证扩大到其他许多方面，将一些新生事物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王先谦只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反对涉及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变革，这又反映出他作为汉学家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