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2 / 2）

从这时起，我才明白地意识到正义的感觉。这正义感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作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下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这是陈独秀们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来。这天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来发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却并不曾死掉，我依旧到处去找寻方法来准备牺牲。我看见上海报纸下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我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来这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这另一国度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终身的事业。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实在自由录》第一集，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然而行动呢？这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渴望也更加变得迫切了。

大概在两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刊，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文章是转载的，这是一个秘密团体的宣言。那意见那组织正是我所朝夕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了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半月刊的编辑，要他给我介绍。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着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苦痛，我的渴望完全吐露了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赖，给我勇气，而且对我解说了许多事情。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熟识的朋友。从他们的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他们在这里不久也会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还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们绝对想不到别的许多事情。这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我好像一只破烂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

我的心情高扬起来，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怀着拜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我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

我做了那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均社。我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从这时候起的。

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但这样的会议是不常举行的，一个月也不过召集两三次。会议之后是工作。我们先后办了几种刊物，印了几本小册子。我们抄写了许多地址，亲手把刊物或小册一—卷起来，然后几个人捧着它们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印了一种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那一天天气很好，挟了一大卷传单，在离我们公馆很远的一带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它们散发光了，又在一些街道上闲步一回，知道自己没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去到约定集合的地方。

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这一天我们就像在过节。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各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家来。在夜里我悄悄地叫了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糨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但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阅读，并不是容易的事。

那半月刊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时间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好些黑暗的街巷到那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着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免费借给读者。

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我们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愉快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缚了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相信着在这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太带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呵！

我就是这样地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这时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窗外刮起大风。关住的窗门突然大开了。一阵雨点跟着飘了进来。我面前的信笺上也溅了水。写好的信笺被风吹起，散落在四处。

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虽然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你吐露出来。我想我不久还有机会给你写信，再来叙述那些未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话能不能够帮助你多少更了解我一点。但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信给我唤起了这许多可宝贵的回忆。那么就让这风把我的祝福带给你罢。我现在也该躺一躺了。

【百家在线】

巴金一生写过900多万字的文章，用过20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时，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两人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巴金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于是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诞生了。

巴金非常爱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块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和蔬菜吃了。这两样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