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2 / 2）

她如数家珍的话儿，立刻引起了共鸣。

“唉，不是要批判贵族学校嘛！”

“树多，也是贵族吗？”

“就这样改造资产阶级学校哇？”

“你们不知道！”一位留校任教的校友气忿地说：“三年困难时期，足球场上耕地种了红苕（白薯）。十年动乱的时候，搞‘文攻武卫’，坦克车开进了校园，横冲直闯，轧坏了大操场和足球场下面的排水管道。从前咱们大操场是不积水的，上午落大雨，下午照样踢足球；现在呀，坑坑洼洼，一落雨就变成烂泥塘！”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全都沉默了。彩旗和标语牌代替不了浓密的树篱，即使能给小同学和外单位的来宾增添一些欢乐和节日气氛，却遮不住我们这些老校友的眼睛！透过处处缺口，我们难过地看着两边球场上的土丘和洼坑，杂草丛生，球架倾歪腐朽，根本无法使用，正不知荒废多少年了……我们心里难过，就象有人恣意糟踏了故乡的家园。

走完这段大道，来在两座教学主楼之间的广场上，迎面看见一幅巨大的标语牌和一幅同样巨大的油画。标语牌上是放大了的周恩来校友的亲笔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这句话当然说出了很多校友的心声。但是，我们知道，周恩来校友还有一句更真诚更实在的话：感谢南开中学给予我的启蒙教育！却不知校方为何不敢亮出来？只因为他后来当了国家总理吗？亮出来就有损于他的威望吗？或者是不敢承认象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人物青少年时代也曾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呢？

大幅油画上有三个人——是周总理五十年代来校视察工作时的形象；另一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先生；第三位我们谁也不认识，后来听说，也许是个什么干部吧。

我们很自然地走向了最熟悉的高中部教学楼——范孙楼。抬头一看，楼名改成了“红专楼”，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儿了。

“这怎么可以随意改名呢？”何倩嘟哝着。

李茶花的话显然比下飞机以前多了十倍：“当年严范孙先生捐款资助南开办教育，老校长张伯苓决定命名范孙楼以永久纪念，这不是很有意义的好事情嘛！”

廖渝生的胆量也比三十年前大了十倍，立刻附和何倩和茶花的意见，大声说：“为什么心胸如此狭窄？连人家捐款办教育这样的好事情都容不得哩！我看，应该以校友们的名义，建议把楼名改回来！”

“说得对！咱们一块提这个建议。”大家表示十分赞同。

我们谁也不肯到招待所去休息，非在校园里先转一圈不可。但是，越转心里越难过。图书馆也改了名，变成了什么会议室之类的办公场所。美丽的樟树林啊，是我与何倩第一次躲在里边偷着亲嘴的地方，也被砍伐了，真象“文革”中强迫女人剃成阴阳头那么难看、难受。美丽的鱼池，傍晚老校长叫校工给他挎着一竹篮馒头，边散步边喂鱼的地方，现在连环池路的石板都撬光了，桃树也砍了，别说散步啦，根本无路可走。更叫人生气的，是杨公桥一带原属南开中学的土地，直到男生宿舍跟前的盥洗室，竟然被机关单位和工厂等等霸占了，至今不予归还。

我也无法解释自己的感情了。是怀旧吗？是回来专门挑剔母校的毛病？还是前来为母校祝贺八十大庆呢？阔别三十五载，整个故乡都改变了模样儿，为啥单单不准南开变样？难道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就没有变样儿？唉，难以驾驭的感情啊！

“儿不嫌母丑……”我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半句话，茶花首先点头，大家也表示同感。是啊，我的母校，只因为学生对您爱得太深太切太真，所以才容不得任何人对您有丝毫的损伤和不敬啊！

伫立鱼池边，怅然若失，正不知怎样才能欢乐起来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人，原来是老学长老校友廖京生和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