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章:天子忽反常(1 / 2)
“亡国”二字就像锋利的锥子一样,直插进了李亨的心脏,明明虚弱的身子竟陡得绷直,胸口剧烈的起伏着。
“既然,既然贼乱已经平息,又,又何以至亡国呢?”
其实,秦晋说这话乃是根据他那一世的史实记载,藩镇割据将好好端端一个唐朝折腾的死去活来,但若说定乱之后就有亡国之危也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了。毕竟按照记载中的历史进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仍旧苟延残喘了一百五十年。而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对于某些王朝而言,已经相当于它们由始至终的整个进程了。只是在秦晋看来,如此一个大权旁落,又几度被异族攻陷长安的唐朝,已经生不如死。
“陛下以定乱为由,大封节度使于各地,便宜处置各地军政财权,将来如何收权,所设置的节度使,哪些需要裁撤,哪些必须保留,须裁撤者如何裁撤……诸如此类问题,不知陛下可有定策?”
“这……”
李亨一时语塞,在他看来,节度使乃是持节的使臣,权力均来自于天子,一旦完成了使命,一纸诏命将其召回便是,又哪里需要什么未雨绸缪呢?可从秦晋的话语中,李亨又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那就是这些节度使封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则未必能够如愿了!
思忖了一阵,李亨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支点。
“朕相信,年余以来,陆续分赴各地的节度使都是忠心之臣,断不会辜负于朕,若以大夫之揣度而用人行事,朕岂非被束缚住了手脚吗?”
闻言,秦晋叹了口气。
关于安史之乱所引发的藩镇割据,秦晋曾不止一次的研究过其中的根由,最终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绝非某一种原因而导致,从制度、经济、乃至兵制等各方面都能够找到站得住脚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大乱之后,若想完全避免藩镇割据的局面,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致乱的原因虽多,但也不是完全缕不清头绪。
这事首先得从土地说起,唐朝经过李隆基统治近半个世纪,社会已经高度繁荣,而这种繁荣也必然付出相应代价,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严重的就是土地兼并。要知道唐朝的立国之本是均田制,一旦土地高度集中在权贵大族手中,必然就会有大批的良民丧失土地,而成为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佃农。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均田制跟着土崩瓦解。如此一来,和均田制互为表里的府兵制也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唐朝前期,府兵是主要的军事力量,由均田制的受惠者,也就是世受永业田的良家子作为主要兵源。然而,均田制瓦解,使得拥有土地的良民越来越少,各地的折冲府无法征发到足够的兵额。久而久之,府兵制也随之难以为继,变得行将就木。
可唐朝的疆域太过辽阔,从西域到大海有着漫长的边疆线,契丹人、大食人,吐蕃人都是唐朝年年征伐的对象,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契丹人,对于这个近几十年崛起的强大凶悍部族,每每都必须以重兵围剿。
可府兵又没有足够的兵员来支撑这些战事,于是就转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沿着唐朝的各个边镇重地设置节度使来代替以往的行军道大总管,节制提调这些就地募集的边军。与此同时,又为了使边军发挥最佳的战斗力,军粮补给也改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调。所以,节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数道的制置使,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成为地方上最为实权的大吏。
如此一来,原本完善的府兵制就此名存实亡。当年的府兵一旦没有战事就会将归于朝,兵散于野,而改行募兵的边军则为常备军,一旦节度使任职期限过长,就难免会形成兵将只知主帅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险局面。
就拿安禄山来做例子,为范阳节度使近十年,同时又兼任河东、卢龙节度使,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员均在其职权掌控之内,唐朝边军半数以上的精锐都在其麾下。如此重权在手,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难不产生异心吧。
李隆基在这一套制度失衡的泛滥与蔓延中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于自负使得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而没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制约地方上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如果他能早一日发现问题,对这种失衡做出一定的调整,唐朝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时下许多大臣把安禄山的造反归结于杨国忠的过分逼迫,秦晋是不屑一顾的。就算安禄山现在不反,将来也早晚必反,因为在一个权力制约失衡的体系内,他掌握着唐朝近半的精锐兵力,不反才是反常。
当秦晋把这一套想法和盘托出时,李亨一时间竟有些发蒙。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在做太子时一直遭受打压,很少有处理政务的机会,因而在具体政务上他也算是个新丁,而唐朝现行体制的各种弊端自然也就没有明晰的印象,一切都是朦胧模糊的感觉。
在秦晋几番细致耐心的解释下,李亨才有如遭重击之感,他忽然发现,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用错了方向。自打继位以来,他废寝忘食,不厌其烦的处置着所有力所能及的政务,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然则,朝廷内外的局面似乎并未因为他的勤政而有所改变,压力和不解也就随之日渐积累。李亨常常会产生力有不逮的感觉,而更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如夜行的路人,难辨前面的方向。
而今听了秦晋的分析,李亨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也登时觉得前方似乎亮起了一大片光芒,为他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