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6 有些尴尬（2 / 2）

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怎么会这样，大臣们不是都告诉自己。现在大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洪武年间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陈瑄所暗示的呢？

陈瑄当上户部尚书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那是洪武二十四年，陈瑄在户部侍郎的职位上上奏，请皇上注意到大明几十年来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难……。

朱元璋从那时才注意到自己所领导的帝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虽然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国家商业税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间只是多了一点。

沿袭朱元璋的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为了进一步的调动商贾的积极『性』，朱元璋进一步的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比如说：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四百余处，使商税大大简约。

而朱元璋又利用建立的海关，统一了税收，减轻了商贾们的负担，这一切虽然鼓励了商贾，但是无疑也打击了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另一个时空纳税人的身份来衡量一个收税者的心里，国家怎么能不尴尬呢？

因为朱元璋的大包大揽，朝廷不但要维系正常的运作，而且要兼顾燕王朱棣的绝大部分军需，因为这是朱元璋的承诺，也是维护朱棣在异族大军中的威望。这部分开支已经是很大了。

作为一个帝王，朱元璋每逢灾荒之年，对于灾荒之地的救济、重建都大包大揽在朝廷身上。还是皇室队伍中的成员日益壮大……等等很多种因素，让朱元璋陷入了为难之中。

仔细的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身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统治者，却大部分的时间用一个被统治者的思路处理事情。

而在接下来的不断了解中，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

历朝各代中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也就是盐茶专卖，到了如今，『政府』却获利极少。

因为官营食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在大明，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朱元璋却没有正确面对这个问题。缺少经济知识的他，虽然接到了很多大臣们的奏折，言明私盐对于朝廷财政的危害。但是以为有海关，而私盐问题在另一个时空的几百年后依旧没有解决。所以朱元璋索『性』放开了价格，来打击私盐的猖獗。

价格越低私盐的利润也越低，相对而言私盐贩子就会少了很多，而价格低的最终受益人始终是老百姓，因为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盐了。

所以朱元璋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价格和私盐竞争，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价格差距，并一直认为自己作的不错。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伤了私盐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损害了官营食盐的收入。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虽然在大明有了海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走私进行了打击，但是现在依旧没有改善，户部拿出四川的数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还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到了近几年。每季四川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二十万贯。不可否认的是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其他省份的茶课也是名存实亡。

按照道理说，税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税漏税现象却相当普遍。海关虽然成立，朱元璋又大量的启用了兼容商贾的永嘉学派为主要官员，但是朱元璋从锦衣卫受命之后。专门查探得知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贾不一定是懂得经营，大明的海关本来就是在朱元璋懵懵而懂的情况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为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昭示，因为朱元璋本身也不懂得这个。

受到陈瑄提醒，朱元璋命令锦衣卫查探海关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关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

朱元璋听了之后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对另一个时空中的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嘲笑，据朱元璋的记忆，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儒家的宽容正是商贾们敛财的温床啊。

这样能收多少税，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

而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海关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征收来的那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锦衣卫汇报了一个怪诞事情，让朱元璋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自己的政策了。

朱元璋不想变成一个横征暴敛的昏君，代价就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仁君了。他为了规范海关的税收政策，曾经规定海关的定额收税，由于害怕官员们以税收增高作为政绩，作为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据，朱元璋曾经处理过几个收入过高，但是手脚又不干净的海关官员。

但是官员们揣测圣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变成了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征税多了皇上不喜欢，并揣测出皇上的税收底限，给自己定了任务。

一旦完成定额，就减少对商人抽税。在杭州有一个海关官员，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商贾往来。而在威海那里的海关官员，更是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让商人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还是商贾众多的海关之情况，从锦衣卫的调查所得出，现在有的海关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来的税还不够海关内部发放俸禄和日常办公所用。

朱元璋十分惭愧，朱元璋也十分愤怒。朱元璋更感到无奈。

惭愧的是自己一个外行领导了一大群的外行，本来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却变成了危害国家的行为，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国度，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他毕竟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一个改革家。而现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陈瑄这样看的深邃。

愤怒的就是自己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官员们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对稳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进行着的大航海计划，和西方的沟通。作为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顾不了这么多，长久的安逸使官员们更加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海关官员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

而无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个时空几百年后的想法试图改变大明，大明发展的步伐太快了，从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大明的人口又六千万增长到一万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万余人，已经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储备和软硬『性』条件，再加上皇帝集权之下，都在等待着自己的诏谕，所以使一切都变了味。

这时，朱元璋才感觉到，治理一个国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难怪历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乱』世多了。但是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元璋不能接受的是，农民的仅仅温饱却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元璋设想着大明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可以达到另一个时空中的免除农业税的阶段，所以一直在准备着，首先在减低税赋的前提下，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下诏：农民缴纳田赋不必缴纳粮食，只需缴纳相对应的宝钞即可。

他以为这样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员的从中克扣，百姓家里有粮食，自然想什么时间买都行，而商人也会上门收购，那样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剥削，到了大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朱元璋会在相应的时间下诏免除农业税，或者诏谕下一任皇帝来免除农业税，那样对于民计民生都会有好处。

但恰恰就是这一条，令朱元璋最为伤心，因为这一条是朱元璋最为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仅仅温饱，还是没有余粮的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