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06章 日本失误（1 / 2）

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帐面亏损，由于日本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大，外资进出方便，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於是产生了大量过剩的流通资金。

然而，赵卫东知道，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

其实在“广场协议”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也赫然在列。

当然在所涉及四国中，德国和日本最具有可比性。

这是因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在战后增长都很快，并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

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英磅、法郎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

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

日元、德国马克、英磅、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短短的两年内，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幅度超过50％，对于英镑和法郎的贬值也接近50％。

当然升值幅度最大的还是日本、徳国。

日元兑美元到1987 年年底时已接近升值 100％，但是并非仅有日元升值，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本还升值得更多，达到101.27％。

到1988年后，德国马克的升值率。

相比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与“广场协议”签订时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达到70.5％。

为何广场协议只拖垮了日本？

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两个币种贬值幅度也非常接近。

所以，赵卫东认为，那种“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论调。

还是值得商榷的。

同样，将“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大泡沫，乃至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到日元升值的论断，赵卫东认为这也过于武断。

泡沫的形成是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要素：人性的贪婪。

从这点而言，德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可比性，都具有很强的动物精神。

事实上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时，两国人民的表现完全符合“乌合之众”的定义。

可以断言，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人性是趋于一致的。

事实上何止德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何尝不是如此呢！投机泡沫既曾爆发于荷兰，也曾爆发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科威特，同样曾爆发于中国。

从这点可见，人性贪婪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差别，而是人类的共性。

再来看第二个要素：外部冲击力。

于两国而言，当时面对的诱发因素也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两国都在承受着由“广场协议”而造成的汇率波动。

问题来了，同样的人性，同样的本币大幅升值。

为什么德国没有爆发大泡沫，而日本却爆发了呢？

赵卫东知道，合理的解释是，两国在信用扩张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从1986年1月开始到1987年2月。

日本银行为应对升值萧条，防止通货紧缩，连续5次降息，一直将中央银行再贴现利率由5％下调到2.5％，这不仅是当时的日本历史最低利率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

1987年日本政府减税1万亿日元，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后又补充了2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

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使得日本的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造成日本国内过剩资金剧增。

反观相同时期的德国。

在马克大幅升值的前提下，同样也采取了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

于1987年1月将短期法定利率下调至3％。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紧缩政策。来自德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德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3.3％逐年递减至1987年的0.4％。

到了1987年年中，日本与德国纷纷摆脱了“广场协议”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经济开始趋于好转。

与此同时，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在增加。

此时，日本和德国均面临着是继续遵守“卢浮宫协议”，维持低利率、协调各国汇率的政策，还是为抑制国内可能发生的泡沫和通货膨胀，而采取提高利率政策的矛盾选择。

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

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

日本政府当时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是。

继续采取维持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而德国则采取了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1987年10月14日将短期利率提高至3.6％，同月15日再次提高至3.85％，到了1988年，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良好的势头，经济增长率均高于1987年的水平。

日本也由1987年的4.3％上升至1988年的6.2％。

德国则由1.5％上升至3.7％。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中央银行先后在1988年7月、8月和1989年1月、2月四度提高利率，恢复到了4.5％的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