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第426章 日本科学研究会（上）（1 / 2）

PS：昨天电脑出了点儿问题，现在是用我老婆的电脑码字，明天会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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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

大阪位于日本西部近畿地方，是西日本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次于首都东京（此时横滨还没发展起来）。

“大阪”在古代多称为“大坂”，自奈良时代开始，大阪就因其临海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港口。丰臣秀吉修建大阪城，并以大阪作为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城市。在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江户并称为“三都”，是当时日本经济活动最为旺盛的商业都市。

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重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阪逐渐由一座商业城市变为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在中日癸丑战争后期，这座城市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因为它距离大陆比东京更近些，不仅仅是飞艇，就连从朝鲜起飞的重型轰炸机也能够得着。因此它收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手信”，从榴霰弹到燃烧弹，从50公斤级到500公斤级都有。

当地80%的工厂在空袭中被摧毁，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成果化为废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久之后一战爆发，被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的日本居然借着这个好机会又发展起来了。

被二德子逼得急眼了的英法为了拉日本当炮灰，大大出了把血，不但免除大部分债务，还先后提供了四亿英镑的无息贷款，约合五千万英镑的“无偿援助”（其实是卖命钱），以及上亿英镑的劳务费（劳工和特种服务的薪酬）。钱都还好说，最重要的是，英法为了日本给力些，向日本开放了很多重要技术，提供了大量资料，如造船、金属冶炼和热处理、发动机等等技术，还向日本出售或援助了大量的机床和生产机器（有些是找美国转卖）。

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之下，日本工业不但迅速恢复，反倒比起之前更加进步了。以前日本人没经验，工业布局很多不合理之处，设备和技术也不怎么样。另外除了少数几家重点企业，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不大，多是以家庭式小作坊为主。现在这些旧工厂被中国炸掉之后，他们反而可以将精力投入到新型工厂的建设中。再加上在意大利狠狠捞了一把，日本工业在一战中快速膨胀起来，其工业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时空的历史同期。

而大阪这座工业重镇也在一战的春风中重新恢复并更加繁华了。

但是，这种繁华似乎也仅仅是停留在某一层面上，尽管日本的经济状态原时空的历史同期更好，而且还获得了摩杉（莫桑比克）这块两倍于日本本土的新领土，但是日本的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缓解。

按照这些权贵们的说法，只要日本能在战争得到好处，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正是因为上层权贵们的忽悠和鼓吹，日本的广大底层平民才会那么心甘情愿的为这场战争卖身卖肉加卖命。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要说好处日本是肯定拿了不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中，恐怕也就是中美日三家称得上赢家。日本得到的好处，也就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战争红利全都被权贵们吞了，底层屁民们毛都没得到一根。

日本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相结合的国家。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每逢一次战争，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就获得一次飞跃的发展。日本权贵豪门就是这样靠战争喂肥的，他们的财富都是沾满着血污的。

国内工业的极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大垄断资本家手里。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财阀，在日本经济生活中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农村中地主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日本农村中阶级对立的一个尖锐对比。日本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采用最落后的实物地租形式。不论丰年或歉收，农民要把全年收获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缴租。由于地租高昂，加上生产技术落后，日本农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块土地进行耕种。其结果是日本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不长期挣扎于饥饿线上

这种残酷的剥削在城市工业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例如：在工厂里还保留有实物工资和以劳役偿还债务的制度；对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更是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尤其残酷的是在工业中广泛地采用奴役性的包工制。

这种包工制的办法就是资本家在农村里招募穷苦人家的子女，把他们带到矿山或工厂里做苦工，按照契约先付给招募来的人的父母一点钱，以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于是资本家的奴隶。在他们的宿舍周围，像牢狱一样砌起高墙，门口经年不断地有门岗把守着。工人们不能外出，父母写来的信也要被资本家拆阅。在宿舍里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张席子的睡处，并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编在一组，轮流睡觉。包来的工人在这种牢狱般的宿舍里，最多只能勉强生活5年。根据1919年纺织企业的调查，有70%的女工由于生病而离开了，20%逃跑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人阶级同压迫他们的剥削者间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激烈。1897年，片山潜创立了职工会筹备联盟，以后组织了五金工人、司机、印刷工人和工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在片山潜的领导下开始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佃农农会，展开了减低租佃的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为了扼杀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谓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处死了上百人。

在残酷的镇压中，高层权贵们的气焰更加高涨，更加恣意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来说，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普遍地长达12至14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但工资收入却极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过9角2分；当时每升米的价格却为5角3分。甚至连极少的工资也不全额发给工人，工资中的一部分还常被各种罚金吞没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纺织部门的工资中，罚金就占去了20%到50%。

农民的痛苦情况比工人还要多些。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不但要负担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税，而且还要受资本家“剪刀差”（用高价的工业成品，交换廉价的农产品和原料）的剥削，因而不断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变为地主的佃户。至于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广大农民受的剥削更重，境况自然更为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农民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了，卖儿鬻女的更是到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