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风情之青楼女子（1 /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们还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样的人物景象简直就似杂剧中的一个片断。加上官妓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这种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在王公贵族家是可以看到类似景象的，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不起万人场面。不过无论从服饰还是从表演来说，王公贵族的“家妓”，是毫不逊色于官妓的。我们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张镃家妓为例——

张举行“牡丹宴会”，一堂虚寂。张问：香发了吗?左右答：已发。卷起帘子，异香自出，郁然满座。一群家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又有数十家妓，头戴牡丹，衣领皆绣牡丹颜色，歌唱《牡丹词》，进酌而退。还有十数家妓，换装出来，大抵簪白花则穿紫衣，簪紫花则穿鹅黄衣，簪黄花则穿红衣。这样喝了有十杯酒，这群家妓的衣服与花也随着换了十次。酒会结束时，数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使来宾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贵族的家妓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伎巧高，服装也别致，人数数百，规模很大，从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相对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唤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所描绘“私妓”的情况较为典型——

金奴的母亲，由于丈夫无能，家中也无别的生意，在年轻时靠出卖肉体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来得少了，女儿金奴便又来“接代，也不当断这样行业”。这种母子相传的是隐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用话本主人公吴山的话来说：“传与少年子弟，不要学我干这等非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躯，实是难得，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作者还一语双关地将其作品说成是“风流话本”，证明这类情况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数，至少在临安以私妓闻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妇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浴堂沈盼盼……

应该说，宋代城市中风流妓女还是以那种色艺并重的官妓为先。这不仅仅因为官妓的数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们可以成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仅仅在于妓女活动的范围多是酒楼茶肆、舞榭歌楼这样诱人的地方，最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夺人的容颜。换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为妓女的先决条件。以政和年间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为个案，李献民所描述的妓女，无一不是形体相貌动人——

像在四川丹棱县的李达道，在后花园遇到一女子，见她微亸（duo)香鬟，脸莹红莲，眉匀翠柳，真蓬岛仙女，便以为她是“娼家”。皇佑中，吴女盈盈吸引人之处，也是容艳，千态万貌，奇性殊绝，用李献民的话来说是“所谓翘翘煌煌，出类甚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们用上乘的词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

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皓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宴堂深轩，芙蓉帐暖；爽歌凝云，谈论双频；舞腰乱旋，时换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轻裙；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般女子更为生动，更赏心悦目，其实，这是一种被精心修饰出来的“人工美”，一颦一笑，一言一动，走坐立睡，喜爱嗔怒，都那么艺术化，以至可以使人“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她们，秀色可餐，媚态如春，不由人不魂销魄荡。纤纤的脚，袅袅的腰，能酥软权倾朝野大员的肌骨；饱满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险恶，党争的酷烈；社稷情，军马苦，官场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温暖呵护中，统统变作飘渺的云烟。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将狂放的子弟，轻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绅，一一吸束，载驶到惬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那拥有三宫六院的风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谈到男人与妓女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与士子的关系。在宋代城市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里聚集着，用《繁胜录》的话说，是以十数万计的读书和准备考试的莘莘学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