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二章 祖制是个好东西（1 / 2）

郭允厚也知道大明的隐户，逃户，贱籍百姓太多，多到自己根本就查不过来的地步。

别说自己区区一个户部了，就算是动员了全天下的官府一起查，估计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查清的。

要知道，大明的户籍制度一直都很坑人——军户一直是军户，匠户一直是匠户，代代相传。

但是众所周知，大明的户籍制度让很多人都吃了大亏，而且无处申冤，于是就有很多人想要脱离这个户籍制度。

但是想要脱籍何其难？不使银子能脱籍？有银子的还用琢磨着脱籍？

事情似乎在这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没银子的就想办法脱籍换个活法，有银子的又不在意了。

但是周树人曾经就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比如说名下有土地又不想交赋税的怎么办？

其实很好办，找自己家或者乡里靠谱一些的读书人，把土地投献过去就行了——可是这样儿一来，自己家的民籍就算完犊子了，变成了奴籍或者是隐户。

还有大量的不想当军户，不愿意一辈子在卫所里面吃不饱还穿不暖的人，干脆选择了当逃兵——然后就变成了逃户。

还有些把路引搞丢了，回不去家又无处可去的，自然也就变成了逃户。

最后一种则更操蛋——为了避免多交赋税，家里不管生多少孩子，后面的都统一叫小二，打死不承认自己家到底有多少孩子。

反正也分不到田地，为什么还要交赋税？

于是，无数个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什么的就都成了小二，最后就成了隐户。

也正是因为如此，郭允厚一直就没有想过什么人口普查——反正每年都在增加，查不查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查不过来。

而且跟崇祯皇帝的担心一样，郭允厚也是有些投鼠忌器的感觉，不敢随便的就搞出人口普查这种大动作来。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土地的利益是最被看重的——但是光有土地有个毛用，还得有人才行！

比如某些特殊的行业，比如青楼楚馆，比如那些暗黑工坊，这些贱籍或者没有户籍的人，死了往外一扔就行，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尤其是崇祯皇帝登基之后，都知道崇祯皇帝爱民如子——哪怕是崇祯皇帝仅仅是想要刷个名声，地方官府也不敢在这种事情上怠慢，必须得拿出足够的态度来才行。

那应该怎么样表现出自己的态度来呢？

很简单，对于百姓们足够关心就行了——偶尔替百姓们上书朝廷，要求减免个赋税啥的很正常吧？百姓莫名其妙的死了关心一下很应该吧？

多来上这么几回，自己的官声是不是就好了？想要上升是不是也更容易一些了？

毕竟，崇祯皇帝手里可是有着厂卫这种大杀器，谁也不希望因为几百百姓的事儿就被锦衣卫盯上，然后导致自己人头搬家。

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地的黑心工坊还有地主什么的就很头疼——原来不值钱的泥腿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金贵起来，官府时不时的就关心那么一下，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这钱还能不能赚了？

但是鲁迅曾经就说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官府关心那些泥腿子是吧？那咱们找没有户籍的来试试？尤其是那些外族的蛮子们，好像没什么人关心？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尝到了甜头以后，后面没来得及吃最大最肥螃蟹的那些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没有大明户籍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蛮子。

当这些没有户籍的人上告到官府以后，官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本官堂堂青天大老爷，是要为民做主的！

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没有户籍册子的算什么民？开什么玩笑？是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的都能说自己是大明百姓了？

不知道城中的那个什么有钱的蛮子们，为了得到个大明户籍都打算塞上几万两的银子了？

当然，本爱清廉如水，这蛮子的钱肯定是不能收的，户籍自然也就不能给他们。

拿钱的都没有户籍，本官都不拿他当人看，你们这些没有户籍的还想要跟大明百姓一样的待遇？

醒醒，别做梦了！

这些没有户籍的人没有官府撑腰，在那些黑了心的工坊和地主手里能得到什么样儿的待遇，似乎很简单就能想象到了吧？

甚至于，崇祯皇帝在号召百姓们移民去吕宋和爪哇等地的时候，这些隐户逃户想要去吕宋都不行，因为官府不承认！

可是大明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处于这种状态！

这么多的人口不搞清楚了，崇祯皇帝觉得自己心里不痛快，而且很多计划根本就没办法实施下去。

听崇祯皇帝和郭允厚有些三言两语就能把人口普查这事儿给定下来的意思，温体仁当下便躬身道：“启奏陛下，清查人口，历代皆有，然则我大明自有国情在此，自然与历代所不同。

我大明户籍之制乃太祖高皇帝所定，以辩贵贱、正名分，使之代代相传。

如今陛下清查人口，若无甚改变，隐户一样还是隐户，逃户一样还是逃户，岂不有违陛下之初心？”

崇祯皇帝自然也清楚这一点。

洪武十一年后开始编制户籍册子，因为送往户部的册子用的是黄色封皮，所以又被称为黄册——自从有这玩意开始，就每隔十年大造一次，也就是由各地方官府统计，然后送往户部，最后存于南京后湖。

事实上，早在正德年间，黄册制度已经出现大量的欺瞒丁户、赋役不均的现象。

为此，万历九年施行一条鞭法，将以人丁作为征税依据改为以田亩为征税依据。

一条鞭法尽管增加了田赋，却使得人丁问题不再成为官府关注对象，农民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造成人口统计越来越难。